第二十一章 独立纪念日（1 / 2）
9天后，仔细查阅比利的病历和心理评估报告后，马丁法官下令将他从安全设施最严格的莫里茨司法中心医院转到俄亥俄州中部精神病医院（COPH）的开放病房。在那里，比利可以在签名后自由进出治疗区和院区。
在州政府公共辩护律师达纳（施韦卡特的好友）的建议下，马丁法官委派灰头发、蓝眼睛的卡洛琳医生担任比利的主治医生。她就是那位在1977年与心理专家特纳一起向法庭说明比利受到多重人格障碍症折磨的心理医生。
“如今，在将近9年之后，”卡洛琳用浓重的爱沙尼亚口音抱怨道，“我仍然觉得自己在逆境中挣扎。我在COPH的同事一直嘲笑我的判断。他们说我太软弱、愚蠢，因此才上了那个骗子的当。比利还没到COPH，他的大名早就传开了，每个人都对他有先入为主的看法，都觉得自己比我或者比利本人更加了解比利。从医院基层员工到高级主管，所有人都对比利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罪犯、酒鬼和吸毒者，所以我必须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治疗他。”
尽管面临众多压力，卡洛琳还是每周去查看比利两次，但她感到难以面对医院员工持续的敌意。
“没有人支持我，”她说，“针对我和比利的攻击越来越多。我必须反复向他们解释我给比利开了什么药，为什么开这些药，又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在这个著名的医疗小组里学历最高，但他们有林德纳医生做靠山，一直在反对我的做法。我常说我会尽力而为，但那并非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比利。”
医院里的人大多不相信比利会转换人格，也不相信他是因为人格分裂而导致行为不一。比利走出病房，但在院子里玩耍的却是另一个比利，而等到回来时又换了一个人。所以他们用剥夺权利来惩罚他。
他们完全不相信什么多重人格障碍。
卡洛琳与其他人的意见出现分歧时，林德纳医生往往告诉她，必须按照医疗小组的决定行事。
卡洛琳还记得在听证会上，自己曾和考尔医生、心理专家特纳及哈丁医生一起作证比利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症。当时站在证人席上的比利正在不断地转换人格，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清楚他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但林德纳医生却说比利患的是“变态性精神分裂症”。卡洛琳说她从未听说过这种症状，也许林德纳是把什么旧说法拿来用到了这里。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他却利用权力坚持己见。
卡洛琳医生正面临一场持续的斗争，除了比利的治疗，还包括权力争夺。她这时才明白事情并非仅仅是为比利治疗那么简单，因为只要你认为他患的是多重人格障碍症，那就招惹了麻烦。
比利得知卡洛琳像考尔医生和伯克斯一样遭到攻击时，情绪变得非常低落，状况也开始恶化。
与此同时，成人假释局局长休梅克认为，尽管比利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但他已经违反了假释条例，因为10年前他从利巴农管教所假释出来后，曾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一把枪。
休梅克认为，因为假释局“无法拘捕”，所以比利在安全设施最严格的精神病医院里待的8年不应算入刑期。
休梅克决定，法院对痊愈的比利解除控管后，便立即拘捕他，让他在监狱里继续服剩下的13年徒刑。法庭判决“公路休息站”案时，律师因不了解当事人（20岁）精神异常的情况，才为了向法官求情而叫他认罪。
尽管根据法规，非自愿性滞留精神病院的时间可计入最高刑期，但休梅克仍然坚持他的决定。“我认为俄亥俄州的这个法规非常糟糕，”他说，“我打算用比利的案例来质疑并推翻该法规。”
富兰克林郡的公共辩护律师库拉不相信这是休梅克做出上述决定的真实原因，因为像比利这个具有高知名度的案子，并不适于用来挑战法规。
“我认为这不合乎情理，”他说，“也把我的意见告诉休梅克了。他有他的看法，不过用比利这个独一无二的案例来质疑法规实在毫无道理。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案例。比利的案子非常特别，并非惯例，根本无法为其他案子提供借鉴。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库拉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另一个更好，”他说，“也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比利已臭名远扬，所以他变成了休梅克和一些权威人士眼中的一个象征。比利挑战了制度，所以他们要惩罚他。比利也是一个可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人物，就像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一样。于政客而言，他是一个最容易攻击的目标，对媒体也一样。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官员都喜欢通过攻击比利来获取利益。因为这样做能引起公众的兴趣，能帮他们获得选票、增加报纸的发行量。事实就是如此。”
库拉用拳头击了一下手掌：“比利是在与许多强势的敌人抗争。一个有精神疾病且拥有多重人格的人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多疑。”他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在追着打你，就算不上多疑了。比利显然就是他们的目标。”
得知马丁法官将比利转往开放病房由卡洛琳医生治疗的决定后，休梅克给俄亥俄州中部精神病医院主管寄了一张新的拘捕令。时间是1985年6月27日，其中部分内容为：
“我们授权并要求你拘捕、扣押威廉·斯坦利·米利根，将其拘留在适当的机构内，等候假释局的进一步行动。以上为合法拘捕令。”
“由于违反了假释条例，该假释犯不得保释。”
医院COPH的主管哈钦森—柏丁（-Bardine）以主治医生和艺术疗法医生的身份与比利谈了话。她在1985年7月1日的记录中写道：他遵守病房规则，因而逐渐增加了他走出病房去慢跑、吃饭以及和他人一起散步的时间。
于是马丁法官同意让比利在几个监护人的陪同下离开医院治疗区。监护人中的贝基（Becky）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女研究生，比利在阿森斯“试验性外宿”期间曾与她见过面，现在则由贝基定期到哥伦布市探望比利。
监护人中还有社工格洛丽亚·查斯特罗（GloriaZastrow）。格洛丽亚和贝基详谈过，她觉得贝基很成熟、真诚。贝基刚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打算找一份与儿童相关的工作，并希望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
1985年7月10日，格洛丽亚在治疗进度报告中写道：“比利在失落时间，不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健忘的情况令他很担忧；需要别人提醒和安排他的活动……”
卡洛琳医生向考尔医生询问他在阿森斯使用阿米妥钠治疗比利的效果。尽管医学界反对使用这种容易让人成瘾的药，但考尔医生认为阿米妥钠对比利产生的影响有异于他人。这种镇静剂能让比利的人格暂时融合。
卡洛琳发现比利的病情在恶化，因而在考尔医生的保证和支持下，她决定重新使用阿米妥钠。
“那是我第二次惊讶得目瞪口呆，”她说，“突然间，比利就完整地融合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然，这种情况只在产生药效时才会出现，大约能持续6个小时。比利每天应服3次，但他不是每次都吃药。我猜想他是在哄骗我。不过这种药确实有效。”
1985年8月29日，卡洛琳在治疗进度报告中写道：“开始服用阿米妥钠后，比利变得更加放松。说话不再急躁，也不再短暂丧失记忆。他的记忆力在持续增强。病人声称他再也不会处于分裂状态了（他说：）‘分裂状态……我早就习以为常了，听之任之。但现在……我必须像这样面对生活。’”
比利曾向卡洛琳描述过，在“混乱时期”，他的脑海里会突然出现一道闪光，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内，他的记忆就像胶片一样裂成了碎片，很难再拼凑在一起。“就好像我正在开车，突然间，”他掰着手指说，“没有了声响，一切都停顿了，而我却已冲到了几千码之外。我仍然开着车，但失去了对意识的控制……就如同快速播放的电影剪辑一样。我觉得被人猛地推了一把。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正在听一首歌曲，但突然间就没了声响。”
1985年9月15日，阿森斯市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由当地录制的描述比利生活的纪录片，时间长达2个小时。纪录片中有一段对贝基的采访，她指控阿森斯市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她进行性骚扰。她说，当时她在一家酒吧当调酒师，那几个人说只要是她同意和他们一起出去，就撤销对比利的指控。
于是，检察官的律师致函电视台，要求删除那一段内容，不再播放。为避免被控诽谤罪，制片人被迫剪去了有争议性的部分：“我会重新编辑，用黑影遮住剪去的部分，这样大家就明白我们的片子是经过审查的。”
10月18日，马丁法官同意比利到医院外从事兼职工作，因为俄亥俄州公共辩护律师达纳表示愿意陪同、监督比利工作，每天中午送他回医院吃药。
达纳让比利到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工作，支付最低工资。
1985年11月初，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调查员收到了一盒装在信封里的录音带，里面是比利和施韦卡特的对话录音（施韦卡特曾在谷仓枪击案件中协助达纳）。这是比利被治安官罗伯特拘捕后，在阿森斯市监狱里被人秘密录制的。
达纳立即提出撤销有关谷仓枪击案的所有指控，因为该录音行为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比利的权利。
在11月19日于阿森斯市举行的听证会上，经过施韦卡特的详细盘问，治安官罗伯特依然否认听说过录音的事。
“没有录音，”罗伯特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根本不可能。”
然而，职员巴特利特（Bartlett）却在法庭上作证说，是治安官罗伯特告诉他把录音机放在那里并命令他录音的，罗伯特还说：“不要让人发现你在录音……”于是巴特利特把录音机藏在口袋里，在替比利拨通电话后，在离比利大约2英尺远的地方站了20多分钟，录下了比利和施韦卡特的谈话。
12月3日，托马斯·霍德森（ThomasHodson）法官判决撤销与谷仓枪击案相关的所有指控，并指出当事人与律师对话被录音的情况在过去从未发生过，因而“在俄亥俄州没有先例可循”。
霍德森在这个划时代的判决中说：“保护被告与律师的对话权和隐私权，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它是我们司法体系的支柱，是维护体系开放的最基本的制衡手段。在本案中，这项权利却遭到俄亥俄州政府的破坏……俄亥俄州政府对宪法所造成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
阿森斯市检察官沃伦（Warren）和不发一言的治安官罗伯特一起走出法院，他告诉记者，他的办公室将就该项判决提出上诉。
比利认为富兰克林郡法院一定会让他恢复“试验性外宿”，然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法院裁决他留在COPH，继续接受由林德纳医生负责监督的治疗。
施韦卡特非常愤怒。这个判决令他想起了1979年上诉法庭裁决比利从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转往利玛医院“严重违法”后，却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事。现在，在6年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比利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法庭却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口头上说要公正，但仍然决定再将比利监禁2年并接受林德纳医生的治疗。
达纳询问法庭，比利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获准离开医院。法官和医疗小组都表示，比利必须找到并成功地保住一份工作才有可能。于是，达纳尝试帮比利在私营部门找一份工作，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决定再次雇用比利，与比利签订了一份为期2个月的个人服务合同。比利将在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做临时办事员，每天早上会有人到COPH去接比利。
卡洛琳医生不希望比利中断服药，或是因为中午必须赶回医院而耽误了吃药时间。因此她准许比利把药带在身上，中午自行服药。比利将接受定期观察，并进行验血和尿检。
比利服用阿米妥钠后融合状态持续稳定，卡洛琳对此感到很乐观并写进了治疗进度报告。
达纳对比利很感兴趣，也很关心这个年轻精神病患者的经历，虽然觉得难过，但还是被迫终止了比利的工作，因为比利与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签的60天个人服务合同即将到期。
施韦卡特告诉比利，达纳虽然曾经是一名检察官，但现在却是个很好的辩护律师。“你要听他的话。他必须遵守法律，但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因而，现在比利会专心倾听达纳说的话。有一天达纳在开车回医院的途中对比利说：“比利，如果你自由了，就一直往西走，直到连续找到3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米利根这个名字的城市为止。然后，你把胡子剃了，再把姓名改了，就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
比利知道获得一个新身份要花很长时间且必须仔细筹划，所以决定现在就开始计划。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几份小镇的报纸。他查看了报上的讣告栏，找到一个年纪与自己相仿而且是最近才过世的人，然后打电话到讣告栏上注明的殡仪馆去。
“这里是忠诚生活互助会，”他说，“我们想向您确认一下克里斯托弗·尤金·卡尔（ChristopherEugeneCarr）的死亡证明，以便支付救济金。我们不想在卡尔家服丧期间打扰他们。”
他知道姓名、社会保险号、出生日期和直系亲属信息都是公开的，因而通过电话就搞到了需要的信息。
然后，比利给社会保险局写了一封信，声称丢失了保险卡，要求补发。他把从殡仪馆获得的信息填到表格里。收到补发的新卡后，他又去俄亥俄州车辆管理所办了一个署名“克里斯托弗·尤金·卡尔”的新证件。
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获释，就会按照达纳说的去做。获释后，他不能出了法庭就在那儿傻等着。他要像达纳说的那样一直向西走，到山里去。
1986年2月13日，卡洛琳医生在治疗进度报告中写道：“自我担任患者的主治医生以来，他一直都很配合，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威胁时，他会对工作人员产生戒心。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让他继续住院。他能明辨事理，知道自己需要服药，在完全融合之前必须继续接受治疗。他也知道，今后如果犯了罪、做了违法的事，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罪名成立，就得坐牢。”
她接着提出建议，在监控之下允许比利夜间外出。
马丁法官终于同意，只要比利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便可在夜间外出。但医疗小组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且故意拖延执行，于是卡洛琳抗议道：
“……我认为患者不应受到治疗计划的限制，因为该计划只适用于反复发作的慢性病患者，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这名患者的情况在持续好转……已不适于执行这个计划，强迫实行只能导致负面效果。”
虽然达纳认为心理健康局这样做是出于好意——这样假释局就无法拘捕比利，但他指出把比利留在精神病院与关在监狱里并无不同。他要求心理健康局放松监控，让比利走出医院接受职业教育，这样才能让他早日出院。
尽管报纸和检察官再三抗议，1986年3月21日，在马丁法官的裁决被拖延数周后，医疗小组最后终于同意比利在找到工作并接受监控的情况下离开医院。
达纳重新聘任比利为兼职员工。
医疗小组还同意比利去他妹夫在俄亥俄州兰开斯特的建筑工地干活，但要求他妹夫每天晚上10点前送他返回医院。不过，如果工作人员发现比利不是由妹夫接送，而是自己开着继父的红色马自达小卡车上下班，就会拒绝让他把车停在医院里。
医疗小组不知道，比利其实已经不仅在为公共辩护律师从事跑腿的工作。最初的情况确实如此，他每小时的工资为6美元，替大家寄信、停车。但是他不断地向达纳要求从事调查员的工作。
“我相信你现在的融合状况很好，比利，也知道你喜欢和那些调查员一起工作，但你得想想这样做会引起什么问题。”
“我真的很想当调查员，达纳，给我个机会，让我帮忙做点事。”
“你知道做调查员必须出庭作证吗？如果你站在证人席上，你能想象那些检察官会如何对待你吗？”
达纳在不断搪塞-，但是比利非常喜欢待在办公室里，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协助那些调查员，而他们大多数也喜欢比利跟在身边帮忙。最后，达纳决定发挥比利的绘画才能，让他协助调查员绘制犯罪现场的图片。
达纳后来才知道，比利向别人吹嘘说自己受委派和一名调查员一起调查“拉特勒谋杀案”。
威廉·拉特勒（WilliamRattler）在涉嫌杀害一名警察后逃亡，但有关逃亡路线的证据存在很多矛盾。于是，比利说服一名法律见习生（前空军飞行员）去租一架飞机，然后从空中把拉特勒的逃亡路线拍下来。命案发生在70与71号公路的交叉口，拉特勒就是从那里开始逃亡，在几个城市间流窜。
比利想从空中拍摄逃亡路线，于是借了一部公务用摄像机。他和飞行员在机场碰头后，两个人就驾机沿着高速公路飞到哥伦布市中心，拍下了线路图。
达纳知道后勃然大怒：“比利，你这个混蛋！你要干什么？你不能出去干那种事！”
达纳意识到比利越来越难以控制，他怀疑比利已经停止吃药，或者他的治疗出了问题。
一天下午，一名调查员让比利去找一个眼线。比利借了一部对讲机和一台摄像机，然后把东西放在自己常开的公务车的后备箱里，动身前往那个眼线最后出现的地方。
他边开车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艾尔顿·约翰（EltonJohn）唱的《窗帘》，当歌声开始像通讯信号不良似的忽隐忽现时，他知道自己的大脑里又开始闪光了。正在他努力摆脱时，突然发现车子不是在270号公路上向北行驶，而是在70号州际公路上往西开。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哥伦布市那条支路的。
比利把车停到路边，伸手到仪表盘前的储物箱里去找放在那里的两颗阿米妥钠胶囊。他拿出了一个小纸袋，但里面是空的。
闪光越来越快，就像放旧电影一样。他不知道在间断的时间里发生过什么事，但肯定不可能是空白的。一定是有人占据了光圈。他希望这个人吃了阿米妥钠，不管他是谁。但他感到越来越不舒服，立刻想到一定是有人把药扔了！
亚伦看到一辆州公路警察的巡逻车停到了他的车旁。警察走近时，他开始冒汗。亚伦知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在大脑飞快运转的同时，动作会缓慢下来，说话也会变得结结巴巴。他不想让那个警察认为自己喝醉了。他希望贴在车上的政府执照能帮上忙。
“你遇到麻烦了？”
“没事，”亚伦的语速很慢，“我该吃……吃药了，但窗户开着，风把药吹跑了。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你是哪个部门的？”警察看着执照问。
“公共辩护律师达纳办公室的。”
“在调查拉特勒谋杀案？”
亚伦点点头，但愿自己没有流太多的汗。
“我应该阻止你上路，不让你去拯救那个杀害警察的坏蛋。”
“拜托，我不过是个跑腿的！”
谢天谢地，他还能控制说话。如果不吃阿米妥钠，情况会越来越糟，但目前他尚可勉强控制自己。
“你为什么不下来找找？”警察说，“我来指挥来往的车辆。”
比利跑回公路假装寻找药片，汗水从脸上流淌下来。他知道不可能找到。那个强迫比利离开光圈的人，一定是把药片全扔了。这个人不希望比利融合，不希望比利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