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2 / 2）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

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

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

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

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着的时期。不过后来就成道士搞其他的去了，毕竟这朝廷的事务哪有自己长生来得重要？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

嘉靖九年（1530年），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

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时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

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张璁得疾，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

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六日，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六十五岁。此时尚居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世宗伤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是张璁死了之后，嘉靖这才放飞自我的。

到了执政中期，估计看到以往自己的堂兄朱厚照留下来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得都差不多了，而自己的父亲这些的死亡加上张璁这个首辅的死亡给了嘉靖太大的冲击。

他开始想着自己要长生不老，要活下去，可能看到身边的人太多死去了，不想死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慢慢的扎根，嘉靖的长生路也就此开始了。

说起来杨廷和还是太嚣张了，没有将皇帝放在眼里面，毕竟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他投出来的，为什么要放在眼里面呢？

当然这个后果也就是让他被削职为民，之后又死在了新都。

盲目的来看，杨廷和的结果其实和严嵩都差不多，而严嵩这个把持朝政多年的大奸臣竟然和杨廷和的结局差不多，也真是讽刺。

君权在中国古代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君权天授，杨廷和也就是没有懂得敬畏，也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或者把持朝政太久，心中没有了数，不知进退。

而和杨廷和差不多的其实还有一个，那就是高拱。

张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礼太监冯保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称高拱谋拥立藩王，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

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他扶起。冯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于难。

这里也就不得不说张居正简直就是又当又立，当然，玩政治的都很脏，以后的范进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高拱显然是没有受到杨廷和的教训，皇帝的至高无上性是制度的需要，而个人想要把持朝政，只能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发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