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1 / 2）

第163章

新年的开始也是代表着旧的一年的结束，新年的到来好像并没有给大明朝带来什么争端，但是暗地里的有些事情已经开始了。

这一年也代表着嘉靖是正式上位了，比历史上早了一点，但是也无伤大雅，1520年正式从正德已经开始出来，正式更名为嘉靖，也就是范进强烈提议的嘉靖。

不过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以后那个家家皆净。

这一年的开始也就代表着范进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与范进一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要考进士了，这就代表着属于小嘉靖的时代慢慢道来了。

张璁此时正在自己的家里，新年给了他新的希望，他要继续科考了！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三十日，张璁生于浙江温州府永嘉县华盖乡三都，少好经学，博学多才，十三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

并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均名落孙山，后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

张璁可是大礼仪事件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他在历史上让嘉靖有正当理由的。

嘉靖初年，在明世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称其伯父（即明武宗之父）明孝宗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为母，而变其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

对于这一不近人情的主张，世宗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以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说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的事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

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

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世宗得张璁疏，说：“有此论，我们父子的关系可以保全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张璁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当然，这只是嘉靖当年年轻的时候的念想而已，当他屁颠屁颠的召集杨廷和，将这个东西给杨廷和看的时候，杨廷和却是露出了自己的傲慢和偏见。

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说，朱厚熜入继的是皇帝位，不是做了别人的后裔。王瓒含蓄地提到这一点，杨廷和怕他干扰了讨论，就把他改派到南京任职。

杨廷和说：“秀才怎么知道国家的重大事务。”又将奏章送回宫中去。不久，朱厚熜到文华殿召见杨廷和与蒋冕、毛纪，给他们一个亲笔指示，要他们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

杨廷和回家后上书说：“《礼》说：在前为君的就是父母，亲生父母应称为伯父母或叔父母。不仅丧服等次要降格，称号也应有不同。臣不敢阿谀奉承，顺着圣旨办。”又密封归还了朱厚熜的手诏。朝臣们也都坚持原先的决议，朱厚熜就是不听。

不过现在中间加了一个范进和袁宗皋，也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改变，不过今年的袁宗皋应该也该入内阁了。

毕竟小嘉靖也需要这个自己人。

张璁在范进的心中也是可以发展成自己人的，毕竟张璁在历史上可不简单。自从依靠大礼仪事件上位之后，也是做了不少好的事情的。

在明代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

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

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顷。

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余顷。

“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余顷，其中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

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