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硕鼠在官仓（2 / 2）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城外走去。杨逍看着远方广袤无垠的田野，对独孤信道：“古往今来的老百姓们，都是指望着土地过活。人人都想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是贪官污吏们就是不想让他们安生，所以历史上才有官逼民反这样的事情出现。”

独孤信道：“治理一方民事的官员，通常被老百姓尊称为‘父母官’。因为在当权者的心目中，老百姓是他们的‘子民’，地方官们当然就是为‘子民’做主的‘父母’角色。对于历代王朝来说，‘子民’们的生活情况究竟如何？‘造反’的风险系数到底有多大？与它们直接挂钩的，就是‘父母官’们的工作水平。”

杨逍道：“现在的各级官员，要么就是昏官占高位，大小事务都由恶吏们上下其手。要么就是简单粗暴、明火执仗地抢劫百姓。就以捞钱来说，下级官员如果要拜见自己的上级，就要交‘拜见钱’，过节要交‘人情钱’，打官司要交‘公事钱’，没事还要交‘撒花钱’，全是明火执仗的勒索。”

独孤信道：“古往今来的老百姓对贪官污吏是十分憎恨的。远有孔老夫子所编订的《诗经》中这样的诗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近有前朝开封府包龙图包拯说过：‘贪者，民之贼也。’人们憎恨贪官污吏，原因就在于贪官污吏祸国殃民。首先，贪官污吏肥了自己，使国家财政亏空。其次，贪官执政，行贿受贿，买卖官职成风，残害忠良，吏治腐败。再次，贪官污吏，败坏世风，残害百姓，官逼民反。历朝历代的灭亡，莫不由贪官无耻，官逼民反，农民起义而造成。”

杨逍问道：“难道皇帝老儿拿这些贪官没有办法，听之任之？”

独孤信答道：“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千防万防，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针对腐败，朝廷一般的做法主要有三条：一靠教化，二靠惩罚，三靠制度监察。”

杨逍再次问道：“办法挺多的，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独孤信答道：“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就十分重视对民众和官员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和官员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勇’，‘勤、俭、节、廉’，‘公生明，廉生威’等等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他们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特别是监察体系，确实是十分完备和精细的，也确实能在平时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进行经常性的监察、考察、提升、惩罚等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保证了他们的王朝得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安宁稳定。反腐败斗争中，虽然创造了不少有用的做法，取得了许多珍贵的反腐败经验，但是，他们的反腐败毕竟是不彻底的，前面的腐败刚反掉，后面的腐败很快又冒出来了。”

杨逍又问道：“为什么贪官污吏总是清除不尽呢？皇帝老儿本应与贪官污吏是势不两立的，可是历朝历代的贪污腐败呈愈演愈烈之势呢？”

独孤信答道：“我听柳贯先生讲过，其原因大致有五：第一，就在于思想教化往往只是做表面文章，除了少数人真正成了清官，多数官员是嘴上讲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行动中又是一***虚作假，欺上瞒下。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达鲁花赤，就是这么干的。第二，严刑酷法虽然可以对官吏起到震慑一时之功效，但终因刑罚不可能天天用，治表不治里，治标不治本，抱侥幸心理，冒风险钻刑罚空子，搞贪污受贿者依然大有人在。

第三，历代王朝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系统的确设计得十分精细严密，也确实查处了平时发生的不少贪污受贿案件，但是，由于皇帝不放心臣下，又无力去控制臣下，而监察官系统内部或互相挚肘或互相勾结，特别是监察系统与行政和军事系统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官官相护，包庇宽容，不了了之之事是无法杜绝的，根本不可能彻底铲除腐败。第四，贪污腐化的根源就是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君主无论何时何地，都完全有可能置任何一个贪官污吏于死地，因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监控和约束的权力。也正因为此，皇帝也完全有可能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第五，地主妻妾成堆，奴仆成群，家财万贯，想法享乐，而广大贫苦农民没吃没穿，忍饥挨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地主压榨、盘剥还不够，官府还要敲骨吸髓，多如牛毛的赋税徭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而官员们却中饱私囊。而且他们总是采用愚民政策，不允许农民过问政治，没有一个皇帝和大臣想过发动和依靠老百姓去反对和铲除贪官污吏。当然，这些终究会逼迫农民群众起来反贪官污吏的，这是无论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农民终究是在封建政治文化中生活存在的，他们知道的一套治国方法还是君主治国的方法，因此，即使农民造反成功了，建立起来的国家依然与以前的差别不大，新的一轮贪污腐化又开始了，如此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所以，可是历朝历代的贪污腐败才呈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