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捉钱令史（下）（2 / 2）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

于是一地鸡毛。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不关心经济蔑视工商的儒家的文人写的。看这样的书我们能看出多少历史真实？我们在课本里还学习东林党人的对联。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要从书本看到真实，需要很大的智慧。

李治对于大唐的财政状况了如指掌，对媚娘道：“太宗皇帝灭东突厥，开疆万里，打了多少战，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府兵也需要钱来养着，朝廷也需要花钱。但是钱从哪里来？唐九郎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人穷志短，财大气粗，话糙理不糙，大唐这个大家可不好当啊。长安试行摊丁入亩，人口增长了不少，推广到全国，应该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还有边关防卫，都是要钱。从古至今都强调军政分开，但是朝廷没有钱，要边疆将士自筹军费，军队怎么能不参与政务呢？”

唐九郎的讲课和讲话都有人专门记录，这是禅宗祖师的待遇。这个惯例是从禅宗六祖开始，当时六祖没有去北方讲法，他又是唯一拿到祖师衣钵的僧人，怎么办？最后唐中宗让人把惠能大师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往北方，这就是《六祖坛经》的由来。后来在禅门形成一种惯例，祖师的讲话都有人记录，这是禅宗案例和高僧传的由来。

唐志的作用越来越大，慢慢在影响朝廷的大政方针，他的讲话最后送到李治这里，长期下来，他的思维方式和遣词酌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治和一帮大臣，这是连唐志自己都没料到的。

武咪咪静静地听着，她毕竟刚出来不久，对于唐志的那套重商主义理论接触的不长时间，也没有深入思考。当初昭武商人康有义给她送来兴业公司的股份，她当时没当回事，出来之后才知道这个股份的分量，不过这些她都没跟李治说。现在兴业公司在一年之内成为大唐的一个巨无霸，真是不可思议。

武咪咪也知道捉钱令史的荒唐，当时很多朝廷重臣恨之入骨，但是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官员的俸禄从哪里来？

大唐政府没钱发俸禄，让各个衙门自负盈亏。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通过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以及激发“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96%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连续12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

贞观之世，令史“大率人捉50贯以下，40贯以上，每月纳利四千，一岁凡输五万”，则年利率为100%。政府通过公廨钱制度，确实牟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唐会要》载：国库支出5万本钱，经捉钱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内翻一番，成为10万。所以，公廨本钱成为唐代财政重要收入。但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

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

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背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交换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捉钱令史借助朝廷政策的势力，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同时，也逐渐造成官吏冗多，如果每年有600多人需要升官的话，官僚系统如何能承受？

再有就是捉钱令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由所属诸司诸使给碟，免去杂差遣，徭役，如有过失犯罪，府县不敢劾治，须送本司本使科责，而本司本使则往往对他们包庇纵容，开脱罪责。

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

褚遂良上书皇帝，反对设置捉钱令史。他指出，京师有70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600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他们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知识分子，优中选优地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如何得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们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