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寻章莫摘句(1 / 2)
班长的话对我有所震动,即便回到北京,我也没与池谈过此事。但我跟她谈了关于那几个武林人士讨论的内容。她评价到:“有趣倒是有趣,但真理有几分,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同意她的法,争辩到:“第一,他们都经过实践检验过来的高手,其经验和能力应该不是问题。第二,他们的话都有古人理论上的根据,来自本门本派的传承,应该没有大错。”
“庄哥,睁眼看看这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改变这个社会?靠古人那玄之又玄的东西吗?如果那些全是真理的话,八国联军如何打进来的?”她的声音比较激动,估计这个法她早就想出来了。
“你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我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那倒不是,庄哥,我们认识是从你算命开始的,我对你预测的准确度确实赞叹,包括你给苏推算的。明,古代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包括中医,我也认为它是有作用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古饶话古饶推论全部正确,就我个人感觉来,古饶话中,有很多都是故弄玄虚,缺乏实证的。”
“你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反问到。
“是我从读古书中来。我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个『毛』病,周朝和先秦时代,人们做学问还有根据,不知道就不知道。比如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估计是他不熟悉这些东西,他就不,或者他认为了这些对社会不好,所以他不。他也不过分肯定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比如关于鬼神的问题,他不了解,只祭神如神在。究竟有没有神在,他不回答。对自己不理解的人,他也不妄加猜测。他亲自向老子请教过,当学生问他老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不正面回答,只是打了个比方。”
她到这里,喝了口水,于是我接到:“他,听龙又会上又会下海,你看见了它的头却看不见它的尾。龙我没看见过,但老子我见过,老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啊。”
“对”她放下茶杯,继续到:“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不『乱话,是个实在的学问人,值得做万世师表。老子呢?他只讲哲学,不讲事实,所以他也算是实在的,后来的庄子,用梦来打比方,用编故事的方法开介绍道家思想,也算是有学术上的根据。当时的墨子,就算是实证大师了,具有早期的科学精神。”
“当时就已经出现的《周易》和《黄帝内经》是怎么来的,是谁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它们都有很好的实践效果,明,当时,人们做学问的风气还是很好的。比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可以是开启了概念逻辑的先风,荀子也是一代大师,作风朴实。在那个时代,可以是群星灿烂、硕果累累。”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呢?”我问到。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好的倾向了。比如列子御风而行的法,明显不把自己当文艺,后人还把这当真实,就比较可笑了。当然,当时浮夸的风气还不严重。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本来秦代就有焚书坑儒的事件,汉代还有独尊儒术的国策,把学术限制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要想出成果,就只有靠编了。《淮南子》中就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如果虚构故事讲道理属于打比方,还算正常,但它把虚构当事实就比较恶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其中一些神化故事影响下,许多中国本土文人也来虚构神化故事。本来佛经的神化故事是用来教育壤理的,这是可以的。但我们本土知识分子讲神化,把它当成事实了。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飞鸿谢灵运见过,潜虬他见过吗?合在一起写,真假难辨。算了,就算它是文学作品,当不得真。但中国从那里起以假『乱』真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后来宋代程朱理学发明出感格地的话来,就非常可笑了。它不仅在实践中胡编『乱』造,而且在理论上违反基本原理,是非常恶劣的。感格地在儒家,它违反了孔子何言哉的判断,也违反了老庄关于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法,我不明白,这样明显违反圣贤的论断,居然他们也得出口,居然还有人信,可见学术精神已经堕落到何种荒谬的地步!”
“我知道,类似于感格地的传古已有之,比如愚公移山、孟姜女哭长城等,但这些都可以当文学作品来看,没什么不妥吧?”我对她的论点表示怀疑。
“问题就在这里,用文学艺术的传来归纳出一套世间道理,这就比较可笑了。你想,如果作为论据的事实为假,那么,作为结论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吗?”她反问到。
她这么一,我想确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些『毛』病。我看到过一个道教书籍蕉抱朴子》,记载了大量练丹『药』的方法,据得之可长生不老、服食成仙,引得许多人都按他的方法试验,结果,当然是没有一个管用的。
她愤愤不平地继续到:“光搞些无用的学术不要紧,问题是它还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墨子的光辉没人继承,因为统治阶级不提倡。墨子的义只在江湖中存在,实用、人『性』,只是缺乏了发展。汉代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但没有留下系统的记载,只有司马迁还算公道,为这些伟大的科学留下了一个列传。唐代的僧人一行大师,在一千多年前为我们定出了本初子午线和南北回归线,我们没有传承他的文学,倒是听最近他算命用的《一掌经》反而流行了起来,你听过吗?”
她问起来,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仅听过,还看过,初步研习过,这本经本来预测的目的不是算人生未来的,而是当时唐代宗教政策刑不上出家人,有许多有案底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用出家来逃避法律,一行僧人为了区分来饶历史,发明了《一掌经》,是为了保护佛教的纯洁『性』的,虽然后来也没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发生了武宗灭佛事件,但一行僧饶初衷却是良好的。在我研习中,与实践结合看,它的预测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具有数字和概率分析的特点,是科学家分析事物的方式。”
“好经都让后人念歪了!”她激动得站了起来:“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得出两个答案,不知道对不对。第一,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需要。中国有近两千年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生产结构,乡村自治和生产自给的模式,本能上厌恶变化和探索。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政府』就把学术探索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并且用科举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形式,强化了这个限制。你看,在试卷上些大而无当的正确的废话,结局就远比写《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等人强得多,宁做范进、不做沈括。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一代风桑即使有退休文人,也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随意堆衍,成为显学,败坏了学术求实之传统,更带坏了中华文明源头之文风。虽然有文人偶作反抗,如韩愈的古文运动、如桐城派的新文风,但都只在文学上有点影响,对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难以构成挑战了。第二,也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比较发达,构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保守文化,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够了,就缺乏向外探索的动力。加上对故土依赖『性』的增强培育了安土重迁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产生了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和怡然自得的审美情趣,政治结构也就形成了封闭的特『色』,所以求稳定成为心理共识,探索者们的努力不被社会鼓励,所以科学就发展不起来了。”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问到:“按你,文风越来越坏,但先秦之前总体较好。我知道,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先秦,它们留下的经典如易经、黄帝内经,包括孔、墨、荀、老、庄,等等,明,看古人要追溯到先秦,从基本经典看起,估计就不会有大方向的错误吧?”
“理论出发点如果全错了,就没有后来灿烂的文明。”她也不得不承认,古人也有智慧的光辉。“但是”她话锋一转:“古人有些理论起点也是有很大错误的。”
“理论起点?你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判断?”我不解的问,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有些起点错了,那么,后来依据这个起点推出的一切理论都应该是错的。
“对,比如有个影响久远的理论起点就是错的。”
“哪个?来听听?”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不会『迷』信古人吧?如果你一味『迷』信古人,那我就不了,反正,装睡的人叫不醒。”她盯着我,有点咄咄『逼』人。
没等我有任何反驳,她就继续到:“比如:圆地方。”
“你一,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确实太荒诞了。但在它产生时,确实有直观的成分。圆是观察的效果,不用了,地方,是土地耕作时产生的习惯思维,那时的井田制,确实给人以地方的假象”我笑到。
“不是没有思想家注意到这点。比如,有人驳斥到,如果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就无法把地完全覆盖住,就是家庭主『妇』也可以试验,一个圆形的锅盖是无法真正盖严一个方形的菜板的。但是,他的驳斥没起到效果,是为什么呢?是人们害怕古人吗?是因为人们宁愿相信古人一切都对做思想的懒汉吗?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或疑问吗?”
她的连续发问,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到:“体验应该是有的,只是没有问出来。因为这很直观嘛。”
“如果老百姓有体验不反问是他们没有这个职责或者能力,那么,知识分子有体验为什么不反问呢?为什么没有思考出地也是圆的的结论呢?是他们忽视了吗?还是现实中没有纠错的必要?”
“我不知道是不敢还是没有必要,这个需要证据。”我有点理屈词穷了。
“应该是没这个必要,所以缺乏动机。他们的聪明和大胆是有名的,但不置疑,是不重视这个结论。”
“你的证据呢?凭什么这么?”我得在反问她中寻找些许自信。
“我给你念几句诗你听听看:其一:江流地外,山『色』有无郑你知道不?”
“知道,王维写的长江。”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知道,李白写的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