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三）（2 / 2）

考察手段时经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可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很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添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得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被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指责和赞扬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只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者眼里和在批判者眼里决不会是都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很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实情。所以，当事者所了解的肯定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假使要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并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来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全部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时他虽然想抛开结果，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光对结果，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或许有人认为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哪怕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了。不难理解，事实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原本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一样。

因此，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根本不能满足，这一点必须注意到。

可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相同，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必要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种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通常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假使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就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欣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