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1 / 2)
在省委大院里,常务副书记吴斌的住宿处比省委书记乔伯年的都要好一些。
同样是一座二层小楼,但外观和内饰都很漂亮雅致;把古典性和现代风格完美地揉合在了一起。庭院相当开阔,到处是北方名贵的树种,一年四季常有鲜花开放——春夏秋三季不必说,即便是冬天,也有好几丛腊梅开得一片金黄。院里还有几个相连的廊亭,纯粹是中国式的古色古香。
吴斌在本省担当这个职务已有相当的年头。因此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未动。他隔壁住着石钟一家,条件比他要差一些。和石钟紧挨的是乔伯年的住处。虽然伯年是一把手,但住宿条件还不如石钟。乔伯年院子里没有花草之类的观赏植物(这是他自己拒绝搞),而种了一些庄稼!哈!人各有所好嘛!本来,伯年可以去住省委书记腾出的地方——那当然是这个大院里最好的住处,但他硬是没有去,让省顾委主任住了。
下午,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吴斌一般也不去办公室,就在自己家里。现在领导人的许多工作要在家里进行。好多情况下,谈话就是工作,而有些谈话又只能在家里最为合适,气氛亲切,还走漏不了风声。
这一天上午,吴斌接到北工大儿子打来的电话,说晚上要带女朋友到家里吃饭。这是一件大事!他和老伴早听儿子说有了女朋友,他们也让他把她带回来,但一直还没见也许是未来的儿媳妇的面哩。
吴斌夫妻后来才知道,仲平的这个女朋友是从黄原农村来的。为此,老伴很有点不乐意,觉得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要找个农村姑娘。
他一开始也不乐意。按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中央领导,这门亲事很理想。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学生,漂亮、聪敏、又懂事;她早就看上了仲平,但仲平却连一点兴趣也没,结果找了个农村姑娘!
后来,他也想通了。这是儿子自己的事,父母亲怎能强差人意呢?
只是老伴一直对这事不高兴。
不管高兴不高兴,既然这个女孩子要上门来,家里就得准备一下!
吴斌赶忙给省档案局工作的老伴打了电话——她在那里当个副局长,事也不太多。
老伴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她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后,就又和他嘟嘟开了:“农村人!哼,我们家将有个农村来的儿媳妇!”
“农村人怎?我也是农村出身!”吴斌反驳道。“卫生习惯,智力……”
“你连面也没见,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至于智力,她考入那个大学就说明她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吴斌不由讥讽地对老伴说。副局长不敢顶撞副书记,只好一边嘟嘟着,一边提前准备这顿她不乐意的晚餐去了。
午休起来,老伴继续在做接待客人的准备——她完全按他们家的最高规格来安排这次隆重的晚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满意。
这时候,吴斌就坐在客厅里等待事先约好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别人通过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约的;一次是省纪监委书记苗凯直接和他约的。
客厅很大,象个小会议室;地上铺着本省黄原出产的地毯,围了一圈大沙发。墙上除过几幅古画外,还有现代书法家舒同写的一首唐诗;看来是书法家的真迹——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此公书写的胖乎乎的毛笔字。客人未到之前,吴斌先将一摞文件和材料拿到茶几上,戴起老花镜,手里握着红蓝铅笔,随时准备在文件和材料上用杠杠或三角形标出要点;看完一份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圆圈或打一个勾。当然,有时候他还得另换支钢笔,在材料或文件上写几句话——这几句话通常叫做“指示”,立刻就成了某件事权威性的处理意见。
第一批客人被保姆带进了会客室。
客人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白。黑白是名人,吴斌和他很熟悉,两个人见面先耍笑了几句。
黑老把一支主要用以显示风度的手杖立在墙角,然后给吴书记介绍了随他而来的另外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我们都已经熟悉了,一位是黄原文联副主席贾冰,一位是省作协《山丹丹》编辑部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黑老除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职务外,还说明了他们都是全省知名的中青年诗人。
吴斌和两位诗人握了握手,就让客人们在沙发里入座。“咱们就直截了当说吧!什么事又让老将亲自出马?是不是作协又没钱花了?”吴斌笑着问黑老。作家协会年年经费紧缺,一旦没钱花,作协几个老汉就纷纷出动找省上的领导。这些老汉不但资历很深,又是些名人,因此要起钱来理直气壮,省委领导一般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本来,作协的经费由政府拨款,但单位又属省委这面管;他们通常不找省长,专找书记。
黑老仰头哈哈一笑,说:“吴书记有眼力!不过,这次倒不是为作协要钱,我们这一两月还能凑合……”“那为谁家要呢?”吴斌问。
“事情说起来还麻烦!有这么个情况,咱们黄原地区近几年出了好些个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很有质量的诗歌,被外面称为‘黄土地派’,为咱们省争了光!”
“这好嘛。”吴书记说。
“比如象这位贾冰同志,写诗已经好些年了,作品在省内外都有影响。最近一首诗还被尼泊尔翻译过去了!”贾冰谦虚而拘谨地向省委书记点了点头,紧张得不断在腿膝盖上揩手心里冒出的汗水。
另一位诗人古风铃倒不紧张,大大咧咧抽着茶几上书记的招待烟,并且还跷着个二郎腿。
“这好嘛。”吴书记又说。
“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诗人出书很困难!省出版社只出能赚钱的书,而对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这些同志写诗多年连个小集子都出不了。现在,他们想自己在当地印刷厂印一个小诗集,又苦于没钱,地区不给他们嘛!因此,看省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吴斌听说是这事,便顺手从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说:“你还提这问题哩!瞧,这是记者高朗写的一份内参,说黄原地区滥印非法印刷品,好些诗人在出版社出不了书,就找门道在地区单位搞钱自己为自己出书。黄原副专员刘吉喜同志就花了行署近两万块钱,在原南县印刷厂印了他的五本顺口溜。群众讽刺说吉喜同志的诗集是‘原南县人民出版社’出的!”
能言善说的黑老嘴一张,一时竟不知该怎样为这事辩解了。这个多事的记者!把这事都写成了内参!
他问吴书记:“这高朗是?”
“市上维山的儿子,是省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