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利局面（2 / 2）
“那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需要补充的？如果没有，那就散会吧！”李克俭同志说完，便用眼神询问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没有了！”大家齐声回答了一声，就都起身下楼回各自的交通线去了...
此时，王志勇同志已买了一盒糕点，来到那个清洁工家门前，正在敲这个女清洁工家的门；他敲了几下便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出来开门说：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请问你这是...？”
王志勇同志赶紧接过话说：
“哦，是这样的，听说您家里的那位是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做事，我想找她有点事情想了解一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咳！这街里街坊的有什么不方便的呀，请进！请进！”
那男人一边说着、一边赶紧让开道，请王志勇进去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市民家庭，那位做清洁工的女人在听到有人找她时，就已经从里面房间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出来了；在来到门口第一间的客厅兼餐厅里，其夫妇二人请王志勇坐下后，便问：
“请问？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呀？你请说！”
王志勇同志放下糕点、不急不忙地说：
“是这样的，我有一亲戚得了病，在好几家医院都治疗了也不见有好转；听说您是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做事、也听说日本人的医院医术很不错，不知道我那亲戚能不能去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一下，所以，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那女清洁工说：
“哎哟！这事啊，搁在平时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平时也看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去看过病；但是，这几天恐怕还真的不行了，听说日本人最近抓了一个被打伤的抗日份子放在医院里抢救，因此，日本人看守的特别严；现在是什么人也不让进，外面还有很多日本兵把守着呢！昨天那个抗日份子本来已经被带走了，可能是审讯去了；可是，听说今天下午他又被打的昏死过去，后来又被弄回来了，又要抢救；这日本人啊真够狠的、也太不是东西啦！”
王志勇同志听了，则故意漫不经心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哪...那个抗日份子他不只需要一个病房就够了吗？他是住在几楼呀？日本兵守在他病房门口不就可以了吗？还真他妈的是不凑巧了呀！”
那女清洁工也跟着说：
“就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那个抗日份子应该是住在三楼的307病房；因为，只有307病房门口有日本兵把守，这日本人啊也真够财大气粗的，一个抗日份子住在里面就生意都不做啦！”
王志勇同志一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便应付说：
“就是，就是！哎！看来我这亲戚也真够倒霉的，怎么就这么不凑巧了呢？那好，我知道了，先谢谢您！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告辞了！”
说完，王志勇同志就拱了拱手，起身就走；
那女清洁工夫妇俩则赶忙起身客套说：
“再坐会吧，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呀！”
然后，其夫妇二人便将王志勇送出了家门...
王志勇同志出来后，立即叫了辆黄包车又返回戈登路，将打听到的情况向李克俭同志作了汇报；之后，才又回到自己的住地。
李克俭同志在掌握了日军医院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后，其因出于对部下的爱护，第二天就如此这般地，向朱逸民同志面授机宜；让朱逸民化装成日军伤兵员，到日军医院实地侦察去了...
其实，现在的“破阵子”朱逸民同志早已经是非常的出类拔萃了；像这样的小小侦察任务对他来说只不过“小菜一碟”！又何须李克俭同志如此“面授机宜”呢？他只是因一直在“树荫”的呵护下未能施展开来；而这种被领导者如父母般好心的“溺爱”，又何尝不是许多本就属“天之骄子”者难以伸展的苦衷。
而朱逸民同志此时，正头上裹着绷带、腋下夹着撑拐、身穿日军军服，一步一瘸地混进了日军医院；首先，朱逸民同志在医院大院内巡察了一下，见日军无任何兵力布置；再打算到医院里面逐楼勘察一下环境；可是，当朱逸民同志刚进入一楼医院大厅时，一个日军少尉军官便满口日语地问朱逸民：
“哎！伤兵，有烟吗？给我来一支！”
朱逸民同志本来是不抽烟的；恰好，李克俭同志在“面授机宜”时就交代了，要他带一包香烟和火柴，为方便需要打听情况时，以备不时之需；于此，朱逸民同志也不得不佩服李克俭同志未雨绸缪的先见之明。
想到此，朱逸民同志赶紧对那个日军少尉说了声“有！”，便立即掏出一包釜山牌香烟，递了一支给这个少尉军官并掏出火柴帮其点燃，然后，打算问这个日军少尉军官话；
可日军少尉军官接过香烟被点上后，便高兴地先问朱逸民：
“你是朝鲜人吗？”
朱逸民同志因知道，这个日军少尉军官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看到这包“釜山牌”香烟才会有此一问的；其便落落大方地回答说：
“不是，我是北海道人...”
少尉军官还没等朱逸民同志说完，就赶紧接过话说：
“哦？我是青森人，离你们北海道很近，可你讲话怎么没有北海道人的口音啊？”
朱逸民同志不急不忙地回答说：
“呵呵！我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了满洲，后来又在驻朝鲜的19师团服过役，所以，口音早就变了！这烟也是军内一个朋友带给我的！”
谁知，这少尉军官一听，加上，他又有意想卖弄一下他的少尉权威，便立即掏出手枪对着朱逸民说：
“啊，那不对呀！举起手来！要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又是怎么负的伤啊...？”
朱逸民同志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的不免一惊，但随即镇定自若地说：
“咳！是这样的，我后来被调到第九师团来增援上海，再后来是在南京会战时负的伤！”
朱逸民同志因不知道这个少尉军官主要是为卖弄权威，便一边说、一边内心嘀咕：
“没想到因一包烟的牌子选择错误，会惹出这么个麻烦来；我本来是看到大街上很多小鬼子都是抽这个牌子的烟，才有意买的，这样看来是我的错啊！”
这日军少尉听了本打算算了，但由于自己没事做就语气稍有缓和的说：
“那行，那就让医生先看看你的伤再说吧！”
说完，日军少尉就把枪口甩了甩，示意要朱逸民去看医生...
朱逸民同志因是自学的日语，加上第一次用就说话太多，所以，其更认为是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于是，朱逸民同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略举一手，另一只手则夹着撑拐又佯装一步一瘸地去看医生；当走到一拐角厕所处，见四下无人，又竖耳听了听厕所里没有动静；朱逸民同志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腿踢落这小鬼子的手枪、抹断其脖子，两个动作几乎一气呵成；于是，朱逸民同志又立即拾起这少尉军官的手枪、把尸体藏好在厕所内；然后，又继续一步一瘸地上到其它楼层侦察环境去了；当来到三楼307病房门口时，也不见有一个鬼子兵把守；其便推开门进去看了看，见里面没人就赶紧撤退出来了；
出了日军医院的门后，朱逸民同志思索着“是那个清洁工说的有误呢？还是李立新同志被弄去审讯了呢？”；朱逸民同志带着这一疑问，其便赶紧回去向李克俭同志作了详细汇报。
李克俭同志听了，也因不知道这日军少尉军官是为卖弄权威后，就说：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日军少尉军官的尸体被发现后，对我们下一步的营救行动就肯定会更加难上加难了！再说这也难怪，因为，这是你第一次用日语对话！”...
而此时的李立新同志又正在土肥原机关的审讯室里，面对被日本特务们化装成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古风典当行附近到处查访，日本特务打听到李立新经常要去的地方，再根据判断，便将李立新同志居住在上海市郊区的妻子和女儿抓来了；此时，李立新同志正在遭受亲情和大义的两难抉择；他在内心里无比痛恨日本人的卑鄙无耻；但又能怎样？当看到痛哭不止的妻子和还只有15岁的女儿时，他愤怒了、着急了！此时，特务们却正嚷嚷着：
“你招不招？你若再不招供，我们就杀了你老婆、奸了你女儿！”
特务们一边说着、一边作宽衣解带状...
然而，李立新的这位深明大义的妻子，却赶紧连说带骂地向日本特务们扑去：
“立新啊！你决不能招啊！小鬼子！你们这些不得好死的魔鬼！我跟你们拼了...”
“砰！”一声枪响，这位深明大义的“妇道人家”就这么被这些日军狗特务们打死了！
李立新和女儿看到便嚎啕大哭起来，当李立新看到小日本鬼子又正在对他的女儿要实施强暴时，他突然大喊一声：
“住手！我...我...招...还不行吗？...”
李立新便痛哭流涕地在“老虎凳”的靠背上撞击着自己的脑袋...
就这样，一个叛徒诞生了！李立新最终屈服在了这些日本畜牲的淫威之下；他不但供出了霞飞路的那幢小白楼是中共特科上海总部，还供出了日军内部高层、在六七年前就有一个通共间谍、提供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报；并告知了樱花丸号货轮被炸的情报也可能是那个“采桑子”提供的。所幸的是，这李立新并不知道那个“采桑子”的其它任何情况，甚至包括“采桑子”是男是女、是在东京还是在上海都不知道，以及中共因组织机构严格独立的其它交通线。
然而，哪怕最严密的组织纪律，也会有它“无可奈何”的漏洞和防不胜防等自然现象的产生；其实，李立新由于长期的工作往来和日常生活的活动需要；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三号交通线以及四马路一个茶楼等，都是中共的秘密据点；但是，他此时此刻并没有招供出这些来；因为，李立新知道，一旦自己做了叛徒，就不可能有回头路可走，他就必然会遭到中共组织的追杀；这样，他就唯有寄希望于日本人的保护，方能苟延残喘；但若想得到日本人的全力乃至衷心保护，就必须要挟密自重、决不能“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全交代了；也只有这样，在日本人面前就还会有利用的价值；而一旦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失去日本人的保护乃至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本钱；至此，其人性在出现了道德沦丧后，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般求生存的欲望和“存在主义”的本能；这在心理学原理上叫做人格裂变后的“匮乏性需要”。
但土肥原机关得到上述情报后，其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结合日军几年前捕获的一名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成员，供述的“有一名日军内部高层人员可能与中共有联系，但具体细节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位一概不知”的情报，在此时也就得到了相互印证；这个日军最大的特务头子，便暴跳如雷地一边吩咐“赶紧向东京参谋本部汇报这一重大事件，并请求东京协查！”、一边又安排特务们在不惊动中共人员的前提下，去霞飞路的中共窝点进行秘密抓捕或监视；因为，土肥原贤二清楚，由于李立新被抓时间已久，他并不指望到现在还会在霞飞路有什么收获，加之，中共的这个总部据点又是在法租界，日本特务们也就只能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罢了，其它的也就无可奈何了。
土肥原贤二之所以要特务们秘密监控，其另外一个目的是不想让中共方面知道李立新已经叛变，以免刺杀；但目前，最让这个特务头子感到担忧的，就是这个高层的“内奸”！他此时的脑海里，正在“翻江倒海”地一步一步酝酿着“揪出这个内奸”的各种方案...
但天底下的很多事情，往往都会与设想者的意愿相违背。在日本小特务们按照土肥原贤二的安排，秘密来到霞飞路那栋小白楼进行抓捕不成而转为监控时，就已经被早在这里实施监视的中共特工发现了不对头；于是，一个机警的中共小伙子便朝刚来不久的日本小特务走去，擦肩而过时，中共小伙子故意将这个小特务绊了个趔趄；那小特务不可一世的一声“八嘎！”，便充分败露了其上司要他们秘密监控的险恶用心。这也许就是“不可一世”的报应、还也许是智力差距的必然；随即，这中共小伙子佯装唯唯诺诺喊一声“对不起”后，便扬长而去向自己交通线上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去了...该负责人随即又向李克俭同志作了汇报。
李克俭同志听到汇报后，便立即意识到“不好！一定是李立新叛变了！”；于是，李克俭同志此时的内心又立即提醒自己要“镇定！”；李克俭同志马上在脑海里快速、整体地对李立新所涉及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梳理；其心想：
“除了霞飞路小白楼不能用了外，最严重的就是李立新对‘采桑子’同志的情况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可事已至此，李克俭同志也只能在内心里自我安慰一下：“所幸的是，这个叛徒知道‘采桑子’同志的情况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