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友述志文（2 / 2）

何云史情也？人之无情，未所闻也。凡为人之父母，为之子女亲朋，未不免有好恶之言，凡举文者，蕴情乃为至文，然史学亦为人之创，何况乎治史者，绝情观书，尚有何义。史之于情，乃於人也。史事即人情，人之所误，事则误矣。况为史学家者，何人通百家之义，妄言天下之学，吾一人备之，无误矣。何人敢论？

案刘知几谓史学三长，曰史学，无非学史之时而得之所物，史识即直笔也。才乃做书之能。夫此三才者，千古所载，何乎云得史法也。章学诚即以史德相抵，言史学之人，先具史德。故史德之于史家，为第一义也。若无史德，後人何以信法，故此发以四论，自清後，为史家之常论也。然何以史情相举也？人之记史，记言或以记事，史之所载，盈天地之间，无所不包，马端临所论史，不过治乱兴变，典章礼仪，二者也。动静相合，史之所变也。然人之时间，之於空间，之于人生，何不发感慨而之书也。史迁之史记，流乎于情，方以动人，所谓无韵之离骚，本乎於情也。

史家之见於义，辩之人物，观其事蹟，若不生情耶！书此人物，何不生情耶！即文字之於义，情理相合方为至文。然史情之史文，流落片刻即也。观史记之书，深情之语比比如是，与汉书之谨严，失之甚矣。史情虽具文情，然史事求实，不可云乎情。史迁所做史记，诚乃史学百代之法，然观乎所载人物，人情泛滥，则不免令人失叹，史家载之人事，幽深处发乎情即也。但凡做史者，必不能如司马迁之泛滥性情，则必乱史实也。

史情乃为史之义，亦为书之人所发乎情也，或遥寄百代之後世，或思当下之非，观天地之阔、江海之竭、风雨之荡、人事之变。上寻百代之故事，考百家之典籍，案以文字，一一记之，页页书声，黑白之间，孤情作书，点点灯火，字字泣血。观人物之生死，发乎情也。载古今之变，发乎情也。盖以自序书史之旨要，後世何人观此书也。皆史情也。史书之于史家，即义也。作书别於本纪、列传、典章礼制，染情而书之，文字虽以平易，皆史家孤语也。凡大史家者，即一人之力而撰书者，具此史家五才，乃能做史。惜今具此五才者，已无人矣。

史法者，乃史人之书，而代代人继之也。师法之於古今，造极於当代，流传於後世，此史家之责也。今之史学者，非具五才，何敢修史乎？

於其二：

文之最者，合知情意之韵，亦通史家三长也。诗以言情，文可言事，情韵相生、文理兼备，纵不为至品，亦乃一时绝好之文章。文何以贵？其意也。

文之所知，乃眼界豁然之识，亦史学之学也。情者，文之蕴神处，或知作者所发之心，或触我之境，而知文触情之深也。何乎其意也？意通义也。经典之所以传世，皆备此三才也。知文章之条理，而不敢乱文法，读古今之书，而不敢轻薄其文章，亦不轻议其文家也。此乃文知亦文德也。情蕴文章之中，深思方以晓味，或以生悲，或以动乐，通文之笔墨，文之遥寄，故以情也。意即文境之触，知人生之处也。故俱此三者，多以传世也。

此二文信笔而书，为有自得而书，稍有读书之识，见录于兄，望不弃也。又思其同处，何有一往情深？俊洲兄，所钟女子尚以成婚，余所慕者，乃一孙氏女，然迎人所好者，非久长之道，一朝吐露，再无佳会之缘，惟今书之与听，同是天涯论落人，故念而已已也。言非所以，草草成文，既无重事，亦非陌人与游，寻有天地无穷，知己几人？无非时之所知，而一如孤人，世绝利而交者，自古少也，故为此而作，酬谢兄也。

诚书顿首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