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再见泸沟桥畔月（七）（1 / 2）

中了解元，少不得受一番大朝贺，师友相邀饮宴也不会少。

但王星平发现这宴饮一事，其实只要自己节制，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他一不缺钱，二不缺名，该推拒的都推拒了，自然少了许多烦恼。

除了王尊德、吴宗达和本科的两位座师骆从宇、周炳谟少不得拜见，其他人他都不再交集，对外只说是要备考来年春闱。

但‘百忙’之中的王星平没隔几日便不得不破例了，因为就在重阳节后的第五日，张鹤鸣终于上京了。

辽阳失陷后，兵部尚书王象乾出督蓟、辽军务，右侍郎张经世也早已督师出关，部中遂无人。朱常洛这才急急增设了两侍郎，调甘肃祁光宗、河督王在晋和张鹤鸣一同入部，三人当时均推故不任，朝廷又以平苗功加张鹤鸣兵部尚书，他这才推拖不得。

新任的兵部尚书拗不过朝廷不断催促而到任，而能在京城见到的，除了已调刑部做事的弟弟张鹤腾外，便是王星平这个得意门生最让他欣慰。之前因为辽事，他几番与王星平书信交流，受益匪浅，如今不得不到任，更要当面议论一番，以为将来之定计。

会面是在张鹤鸣抵京的第五日，算起来方逾古稀的老相公也是一将公务交接清便抽出空来见这学生了。

而王星平自也是明事理的，当即为老师带来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坏消息是——永宁奢家叛明了，而好消息也是同样——永宁奢家叛明了。

这消息自然是通过贵阳的电台得来，比官中驿递传报的急脚不知快了多少。

好在有以往的信任，张鹤鸣对王星平的情报自然不疑。

当然王星平也只说了个大概，但其实在心中他可是连这前因后果都完全清楚。

当日他听闻永宁宣抚司两万援辽土兵要往重庆屯驻，便觉蹊跷。奢崇明向来都是凡有征调从不应命的，这次却转了性，主动应调要提兵三万赴援，且还积极打造各类器械，从朝廷邸报中得知其婿樊龙、部将张彤率领步骑兵两万抵达重庆后久驻不发时，王星平当即便通过贵阳指示重庆的外柜密切留意，他家与蹇家在重庆都是做粮，自然有渠道了解详情。当时他便觉得不妙，奢部一直以行粮未足为名，一直挨到其余各军相继北上，重庆城中除去他永宁土兵便已形同空城之后方才发难。

兵变发生在农历九月十七（公历10月31日），也即是在两日之前，是日川抚徐可求于城中校场点验援辽兵卒，原是要汰其老弱，余者发饷，这本也是因财政困难，饷源枯竭之故。然而樊龙却趁机鼓众，走马舞槊，直刺徐抚。可求一死，余众遂一拥而上，这一回重庆城中的大小官员可谓被一网屠尽，道臣孙好古、骆日升、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巴县知县段高选，总兵黄守魁、王守忠，参将万金、王登爵等皆于当时被杀。

王星平所以能了解如此清楚，也是因为土兵发难时他家一名经济就在校场附近交割粮草，闻变之后好容易才逾墙得脱，那经济出城寻了一艘小船过江，然后花了两日星夜兼程南下到贵阳告警，王星平也是今日早上刚刚接报。

据那经济说当时一同遁走的官员只有募兵科臣明时举、台臣李达与通判王天运。据闻还有原任巩昌知县董尽伦于城外闻变，率众入城平叛时为土兵伏击，同样殉国。

那土兵占了重庆主城，倒也没去跨江攻打北城官厅，这恐怕还是靠了之前新修的城墙。叛军似乎派了人回了永宁招兵，虽然贵阳尚无后续消息传来，但想来如今贼势定已不小。如此一来，便不再可能只是蜀地一省之事，而刚刚上京的张老相公也就有了一个推脱辽事的借口，毕竟一则他也曾算贵州的一方父母，且有王星平和诘戎、镇西两卫在，处理西南军事也比在辽东更有底气一些。

而对王星平来说，事发当日姐姐一家都在北城无事便是最好消息，重庆各处仓房的损失倒是小事了。

“这消息可有旁人知道？”张鹤鸣闻听‘噩耗’首先关心起保密工作。

“如今官中的邸报恐怕还在路上，我也是偶然得知，不过消息的确是千真万确，学生可以功名担保。”

王星平故意模糊了奢崇明起兵的时间，让张鹤鸣产生了一些错觉。

“贼军既已占据重庆，以天成看他们下一步会如何做？”

“以我所想，重庆往东有夔门之阻，奢贼接下去恐怕还是会在西面和南面做文章，如我所料不差，此时佛图关恐怕也已在奢贼手中了。”

“奢贼会入黔？”

“短时间内恐怕不会，依我看他们多半还是会先往成都去，若要入黔，怕还会联络水西和其余土司响应。”

“成都富啊。”张鹤鸣闻言感慨了一句，四川之富光看蜀王家的底子便知一二，但贵州如何穷他也是比谁都清楚的，想必那奢崇明也不会多蠢。

王星平道：“不过这是好事，他们若不往成都去，老师要回西南倒还麻烦些。”

“这话如何说？”

“贵阳可没王府。”

张鹤鸣恍然，贵阳的确是没有亲王府，可成都有啊，且重庆周边的永川、南川等城也是郡王食邑，郡王们从未之国，也都住在成都，叛军真要往成都去，朝廷的应对可就完全不同了，这对张鹤鸣来说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老师放心，等确切的消息一到，伯父那边我去请他领头上一份奏疏，请老师去西南督师，我这里正还有一事倒可一举两得。”

张鹤鸣听王星平如此说，顿觉去辽东的事情有了转机，忙问：“何事？”

“我贵州向来文气不盛，是以此番中举，我便想在京师办一座同乡会馆，以助来京的贵州学子与官员，此事原是交给几位学兄去做，钱由我福泰号出，预计年前就要开馆，届时还烦劳老师为会馆题一门额，正好借开馆之机与过来的各位在京贵州官员耆老说上一说，请他们共同进言荐老师重回西南，若如此，老师回黔的事情恐怕便有七八分成算了。”

张鹤鸣闻言心中一喜，却面色平和，“会馆之事我自当出席，等日子定了便让人来告我。”

…………

一个多月时间匆匆而过，这中间张老相公倒也沉得住气，除了王尊德等贵州籍官员纷纷上疏鼓吹，他自己倒只是投桃报李，借着四川巡按薛敷政和贵州巡抚王三善请饷的奏疏，上了个从贵阳保利行铸钱充饷的条陈，但私下里只说辽事危机，无暇顾及西南，一副不计得失公忠体国的模样。然而对张鹤鸣了解颇深的王星平知道，这只是老人家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要不然怎么会连前向最热衷的经抚调停都不去掺和了呢？还不是不想节外生枝罢了。

时机恐怕的确是快了，这一个多月奢崇明同样没有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