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打击人口非法买卖？（2 / 2）

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中“加将门里”条，对当时国际贩卖非洲黑人的情况有所交代：“丛杂回人居之，其土商每兴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

“加将门里”，位于今非洲东海岸;“朋加剌”，即今孟加拉国，是当时的黑人交易中转地。文中提到的“土商”就是国际人贩子，是长期在东非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专以贩卖黑人(黑囡)为业。进入中国境内的“黑厮”，有的是由土商直接贩卖至中国境内的，也有的是中国海上商人从朋加剌顺便带回来的。

在元代，被贩到“汉地”的外籍人以高丽(今朝鲜半岛)人为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元初名儒郝经曾赞其“肌肤玉雪发云雾”。当时的权贵人家以有高丽女人为荣，《续资治通鉴·顺帝纪》中称，“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黑厮”和“高丽女”甚至成了当时蒙古贵族高消费的标志。

明末学者叶世杰在《草木子·杂制篇》中称：“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在元代，同样也有不少中国人被贩卖到海外，时称“过海”。如一些下层的蒙古族男女被卖到回回田地里(波斯湾沿岸)、忻都田地里(南亚)等地。元朝廷因此下令禁绝，《通制条格·杂令》“蒙古男女过海”条规定违者治罪。

东汉光武帝刘秀发布诏书严禁奴婢买卖

古代的人口买卖行为带来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曾多次发布诏书，禁止奴婢买卖。建武二年(公元26年)，“诏曰：民人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唐代对非法的人口交易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令，予以限制、打击。

《唐律疏议》中，涉及被买卖人口的条令有十多条，其中“略人略卖人”是这样规定的：“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

还规定，“和诱者，各减一等。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对于非法拐卖儿童的行为，唐代的司法解释同样很清楚：“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意思是说，贩卖10岁以下孩子的，即便是自愿的和卖，也视为抢掠人口，要予以严惩。

明清时期，在云贵川一带贩卖人口之风十分严重。清雍正年间，曾采取多种措施，打击云贵川的人口贩卖活动。

《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称：“贵州地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请饬地方官捕治。”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对当地人贩子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击，要求“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前后抓获男妇(男女人贩子)大小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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