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国语·勾践灭吴（2 / 2）

赏析：

本文是《国语》的《越语上》，题目为后人所加，一作《勾践栖会稽》。如题目所示，文章写“勾践灭吴”；但重点不是写吴越之间的战争，而是写越王勾践在失败以后发愤图强、终于转败为胜的过程。

文章单刀直入，一落笔便直写勾践。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斗中失败，正率领五千残兵退保于会稽山上。这时的勾践，是一位失败了的君王，但也是一位痛定思痛、希望再造越国的英雄。全文三部分，无不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思想性格特征展开描写。

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自然段）写勾践向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勾践在退守会稽之前刚愎自用，不听范蠡的劝告，贸然出兵攻打吴国（事见《国语·越语下》。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则是吴王夫差出兵伐越），终于招致失败。而在败退以后，洗心革面，判若两人：一则主动号召三军将士出谋划策；再则当大臣文种批评他不能及早听取臣下意见时，他并不生气，反而亲热地“执其手而与之谋”；三则还进而派文种作为和谈代表与吴国谈判，并甘愿接受丧权辱国的各种条件。和谈虽经曲折，但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为日后报仇雪耻保存了实力，并留下了一块基地，也赢得了备战复国的时间。第二部分（第五、六自然段）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对外，他屈节事敌，亲自充当夫差的马前卒，派出三百士人去当吴国的臣仆，以行动表示甘心臣服，使对方改变看法，放松警惕；对内，他引咎自责，坦率向老百姓承认由于不自量力与吴国交战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并采取葬埋死者、慰问伤者等一系列抚慰的措施。他还以古代贤君为表率，将人民作为立国和复国的根本，鼓励繁殖人口，礼贤下士，扶危济困，亲自参加劳动，十年不向人民征收赋税，使全国上下人心齐一，国力强盛。晚唐诗人韩偓有两句诗说：“猛虎十年摇尾立，苍鹰一旦醒心飞。”（《天鉴》）经过默默的积极的备战，勾践已如猛虎苍鹰准备下了强爪利喙，只待时机到来时的一搏了。第三部分（第七、八、九自然段）写勾践出征与灭吴，虽然是从写百姓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他动员百姓，着眼于除非不战，战则务求必胜，因而强调听从统一指挥，主张赏罚严明。对于夫差的求和，他拒不接受，而以一举灭吴消除后患。从本文以及《越语下》中我们知道，勾践在反攻复国过程中卓越的谋略与成功的行动，与大臣范蠡、文种的辅佐是分不开的，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勾践主观上所具有的若干良好的思想素质。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勾践的一生并不都值得肯定。范蠡就看出勾践可以同忧患而难以共安乐，取胜以后，难免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因而在灭亡吴国以后，在回师途中便不愿再回越国，乘轻舟浮于五湖，急于归隐去了。文种因不听范蠡的劝告，落了个赐剑自尽的下场。但从转败为胜终于灭吴这一过程来看，勾践思想性格中富于光彩的一面是值得充分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的：首先是他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他不仅在行动上与百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而且在思想上对于以民为本有明确的认识。他两次提到“古之贤君”如何如何，言下之意，认为只有民心所向，才能无敌于天下。作为君主，能够如此看重百姓，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其次，最重要的，还在于他有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夫差在打败越国以后的十几年中，国力正处于鼎盛时期，先后出兵攻打陈、楚、鲁等国，两次执牛耳与诸侯国会盟。勾践却毫不畏惧，执着于反攻复国的目标，甘愿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地前进。他充当夫差的马前卒，低眉折腰在吴国服役，长达三年之久（前494至前491），从败退到灭吴，前后竟经历了二十二个年头（前494至前473），但锲而不舍，有志竟成。吴越之战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勾践在反攻复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至今还在炎黄子孙的血管里流淌。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此文详略的艺术与对话的成功最值得称道。战争的具体情况不是作者的注意力所在，因此，文中首先隐去了吴越五湖之战、勾践被打败这一段史实；对于越国反攻过程中数年间发生的几次战争，也只是用了“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寥寥十三个字。和谈与备战是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便不惜笔墨放开去写。关于和谈，从勾践征询臣下意见开始写起，让文种、夫差、伍子胥、伯嚭等人一一出场，文势跌宕，高潮迭起。贯穿其间的一个悬念，则是文种到吴国“行成”（求和）的成功与否。吴王听了文种的一席话，“夫差将欲听，与之成”；不料伍子胥半路杀出，进行谏阻，形势顿起变化；文种再次努力，送美女给吴国太宰伯嚭，经过伯嚭向吴王说情，终于“夫差与之成而去之”。关于备战，从人力物力两方面写出，人力一面写得尤其详细。婚娶的具体规定，奖励生育的具体措施，无不如实笔录。详略得宜，保证了重点突出，从而令人信服地表明，勾践灭吴，事有必然；夫差覆亡，无法逆转。

长于写对话，本是《国语》的一大特色，本文体现得尤为鲜明。成功的对话，总是切合特定的环境与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的。只有在败退到会稽山之后，勾践才会向三军征询退吴的计谋，也只有在这时，他才会亲切地称三军将士为“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并提出谁能帮他退吴，便可以与他一道分享权力。文种游说吴王，一方面提出屈辱的求和条件，同时又表示假如不答应媾和，就只好决一死战。这是与越国当时虽已战败，但又仍然保存有一定实力这一情况分不开的。他的用语，如称夫差为“天王”、勾践为“寡君”，以及其他谦卑的措辞，无不与其身份以及当时的形势有关。由于是从客观形势以及彼时彼地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出发去捕捉人物的对话，因而反过来，人物的对话又正好起到推进事态的发展与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作用。正是勾践的“号令”引出文种的批评、勾践派文种出使等情节，勾践本人虚心纳谏、准备卷土重来等思想性格特征也由此得以表现。文种的说辞引出伍子胥的进谏，进而翻出文种用美女买通伯嚭等情节，而文种、伍子胥、伯嚭的不同对话，又正好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

陶望龄以“妙理玮辞”称赞《国语》中的《越语》（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所谓“妙理”，是说文理深刻新颖；所谓“玮辞”，是说文采瑰丽动人。上文论到的勾践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与奋斗精神，以及见于全篇的详略艺术与成功的对话，当即属于“妙理玮辞”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