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十分做作怀谨慎（1 / 2）
朱厚炜语气严厉，王畿却并不惊慌。他揖首施礼后，说：“没想到殿下知道草民贱名，实在是受宠若惊。恕草民无礼，天寿山已经葬了六位皇帝，地气已尽，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
“王畿，你不是王阳明的学生吗？怎么跑来当起了说客！“正德皇帝十分不屑，又调侃道，”你们这些读书人啊都有这个臭毛病。喜好大言，说些耸人听闻的话，来推销自己的主张。不过嘛，朕今天心情好，恕你无罪。现在闲来无事，王畿你倒是说说看，哪里才是合适的吉壤！”
“皇上，现在天黑了！”朱厚炜看看天色已晚，林间开始起风了，便劝道，“山间夜寒，我们还是先回小院吧。”
“也好！就依二弟的，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去再说。“正德皇帝抬头看看天色，然后招呼道，”王畿，一起来吧，朕今天倒是想听听你这龙溪先生的高论。”
“草民遵旨！”
王畿此时变得毕恭毕敬，他躬身应诺。王畿，王守仁的嫡传弟子，阳明学派主要成员之一。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但由于他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致使他在传播王守仁良知说过程中，渐失其本旨而流入于禅。他在讲学时，亦往往“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
王畿后来被归之为“良知现成派”。他用禅宗思想去理解王守仁的良知说，把良知说建立在虚无空幻的基础上，认为“心”是虚静的本体：“静者，心之本体。”认为良知是当下现成，不假功夫修正。知识与良知有别，知识不是良知，但在良知的作用下可以变为良知。
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修正王守仁的四句教。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主张从先天心体上立根，自称这是先天之学。认为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梏亡，便是致知，而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强调自由自在的处世态度。在原时空，明末黄宗羲认为其学说近于释老，使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总之，他是王阳明学生中的一个异类，崇尚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是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
此时天色已经近黑，山间小道崎岖，正德皇帝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走了一会儿就有些累了。朱厚炜干脆背着正德回到小院，王畿小心翼翼的跟在后面，一路上无言。前面朱厚炜与背上的正德皇帝倒是有说有笑，兄弟俩互相打趣，跟寻常的老百姓家的兄弟间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幕让王畿大跌眼镜。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在他心目中，无情最是帝王家！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今天在这会看到大明两位最尊贵的人这么温馨的一面。王畿进到小院时好奇的东张西望，这里更让他啧啧称奇。别说宫女太监，连一个仆役都没有。实在是匪夷所思！
更加让他吃惊的事发生了，他看见齐王朱厚炜亲自替正德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裳，那动作娴熟，一看就知道齐王经常这样做，正德皇帝也非常配合，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最后齐王自己也穿着一身居家的袍服，还亲自给王畿沏好了茶水，这让王畿感觉到受宠若惊。可齐王殿下就是那么自然，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宾主坐定，被刚才一幕搞得还有些神情恍惚的王畿，一时间不知从何开口。朱厚炜率先说道：“王畿，孤记得你辞官以后，一直在各地讲学。刚才王先生危言耸听，大话炎炎说天寿山地气已尽，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你今日千方百计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你得逞了！嘿嘿，你用这种办法来见皇上，无非是想面君谏言，有所图谋，而并非为了皇上的康陵选址吧？”
听到齐王的问话，王畿这才醒悟过来，齐王一语道破他的小心思，让他觉得有些尴尬。他赶紧对正德皇帝和齐王叩首行礼，这才答道：“启禀皇上，齐王，实不相瞒，草民的确是为寻找新的吉壤而来，当然也不完全是为寻找新的吉壤，草民确有一事想禀告皇上，此乃关乎大明的国祚的大事，并非草民耸人听闻。”
“呵呵，说的这么严重，你也不用绕弯子了，朕有点兴趣。”正德皇帝出去走了一圈，这会儿的心情不错，他说道，“王畿，你也别自称草民了，虽然你辞了官，但毕竟还是官身，说说吧，今天你演了这出戏，究竟意欲何为？”
王畿恭恭敬敬的行完礼，然后说道：“皇上慧眼如炬，草……微臣确有一事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这件事的确关乎到大明的国祚，臣不敢不报……”原来王畿来的目的是其劝皇帝迁都的，这话一出，把正德皇帝和齐王雷得不轻。看见两位帝国最尊贵的人目瞪口呆，王畿倒是神情自若的把自己的理由娓娓道来。
王畿认为现在大明的国土面积远迈汉唐，北京的位置与目前的版图相比过于偏北了。王畿认为：长安的地理优势决定了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的优越性。另外中国东部地区，地势平缓又临近海洋比较有利于展经济，但中国的西部地区却是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人口组成复杂。但如果大明的都城坐落于此，必然会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繁荣，同时更方便控制草原个部落。
听完王畿的宣讲，作为一心想成为另一个唐太宗的正德皇帝浑身一激灵，长安，长安！好久远的名字。可每当听到长安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激动人心的情怀在这两个字眼里面！
但朱厚炜却不以为然，西安从周朝到唐朝一直被作为首都的首选城市，因为这里地处观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四面据险，文化也较为发达。但在唐朝末期，被吐蕃军团攻入长安，灌溉系统严重受损，在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古代中国，从此丧失了作为首都的资格。
北京地理位置的确没有西安优越，虽然从元代才开始作为首都，但是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再加上西部过度开发，那里早已不复当年了。不过朱厚炜也认为，作为陪都倒是可以考虑。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近千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古代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作为古都，其建都时间之长，都城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可是唐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分别以洛阳和开封为都，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元朝定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在唐末以后的千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朱厚炜反驳王畿的理由也很充分：其一，长安偏西北，距离关东繁华地带太远。不过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而且中国古代“六大古都”更是没有一个居中的。
具体来说，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大量人口躲避战乱南迁，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南方更是历史上首次超过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所在。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够全面。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尤其是这些年，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
中国自古西北祸乱，至唐末五代十国大乱，西北作为最早的一个地区诸民族气力已竭，不再是边疆征战的重心，重心已经由西北转移至华北、东北，故而重视度下降。这个原因有一定道理，但是还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便遭到多次破坏，到了唐末，长安城及关中地区久经战乱，这种破坏变得更加严重。先是黄巢占领长安后，曾放火焚烧宫室，后来各路军阀混战，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
而公元九零四年，军阀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更为彻底破坏。经过这次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朱厚炜还有一个最大的反对理由就是生态破坏。关中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天府之国，八水绕长安，使其成为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唐末以来的战乱对关中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剧烈。
朱厚炜最后总结说：经过长期的战乱，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长安已经无法承载作为首都带来的环境压力了。朱厚炜的反对让雄心勃勃的正德皇帝有些失望，长安他曾经去过两次，对那里他还是挺喜欢的，不过朱厚炜的话又确实句句在理，他也无从反驳。
送走了有些失望的王畿，齐王返回后院的时候，发现正德皇帝坐在院子中间一张靠椅上，抬着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出神。朱厚炜噗嗤一笑，调侃道：“大哥，还在想您千古一帝的事啊！”
“朕觉得长安挺好的，”正德皇帝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又说道，“这个王畿虽然故作大言，但是肚子里还是有点货的，让他赋闲在家不太合适，朝廷应该重新启用他。”
朱厚炜却摇摇头，答道：“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承认他确实有才华，但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进朝堂，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哦！此话怎讲？”正德问道。
“大哥，这个人的思想很危险，他太崇尚自由了！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做什么都追求绝对的自由，比如他在苏州任职时，就公开宣称朝廷不应该过分的干预商业和经济，要让商品经济自由发展。他还认为朝廷控制盐铁和重工业是一种错误，应该引入民间资本发展。他认为这样会发展的更好，这种思想很危险，也代表了现在一部分壮大起来的商人和工厂主心中的想法。资本是逐利的，一旦这个国家被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我敢肯定大明帝国就是资本说了算。大哥，你想想看，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就会和当年的盐政改革前一样，私盐泛滥，吏治更加的腐败。国将不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