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1 / 2）

男娃崇尚的是独立、自由的活着，并没想真正加入甚组织，他想得很明白：“我就是想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既不想叫别人管，也不想去管别人。合则留，岐则分，同则聚，异则散。我可没说服别人的想法跟本事，别人也很难说服我。甚事想不明白、弄不清楚，没人能强迫，也不愿意强迫任何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也勿施于人。打小我就是个犟种，说倔犟行，说脆弱也行，说敏感还行。我就是一个想法纯粹的男娃娃，性情不成熟，但心灵还算洁净。就象家乡大海子的水一样，清澈透明，什么都摆在脸上。心里可没那么多是是非非，没那么多的欲望、野心，说是一个到现在还没长大的小娃娃也行。对也好，错也罢，是也好，非也罢，都看得很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璧立千仞，无欲则刚。我就想多看看不一样的的风景，过过不一样的人生，想想不一样的事儿，探探不一样的真相。我就是不甘心，纯好奇，就是想发出独有的声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笨笨的男娃娃，可这就是我，改也改不了，学也学不来。”

这段时间上海很紧张，街道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人流。一个个大包小包拎着、扛着、背着，好像大难临头的兽群在逃命。男娃每天白天都在忙活集会的杂事，很晚才能回到榆生租住的地方。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男娃听见炮火声一阵阵传来，远处还能看到火光在闪耀，把天空映照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男娃担心着海涛跟同学们：“也不晓得海涛有没有危险，也不晓得同学们住的旅店那边咋样了，有没有事儿，几个好朋友也不知道咋样了。”榆生天天看着男娃，不让他出门，就是男娃闹活，也是一齐出门，形影不离。男娃也不晓得外面究竟咋样了，心里担心得很。男娃每天就在焦灼中度过，只能从买回来的报纸上知道点儿消息：“没什么好消息，时局好像越来越坏，上海看样子守不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汪乔山找上门来说：“军队都撤离了上海，只有四行仓库还有人守着，同学们都在筹集药品、食物，帮助守军。”吃了顿饭，汪乔山就走了，临走说要去帮助那些守军。男娃忍不住，半夜悄悄拿了些糕点、纱布、消炎药片放在书包里，悄悄溜出去，没惊动榆生。他认识四行仓库，一溜烟跑过去，从楼房的阴影中溜边往那儿跑。突然有一把枪顶住他的头。“枪口黑洞洞的好吓人。”他凝神一看：“巧了，海涛。”男娃激动的说：“哥，你咋在这儿，不是都撤走了吗。”海涛搂住男娃说：“不怕死啊，黑灯瞎火的乱窜个甚，要不是正好哥值夜，你小子就挨枪子啦，快回去吧，子弹没长眼睛，那边更危险。”男娃摸摸海涛身子开玩笑说：“还齐活，没少个啥零件。我带了些东西给你们，快拿上。要给我杆枪，我也能战斗。”海涛没好气地说：“看把你能的，这是烧火棍啊。快回去，我估摸着，我们也快撤了。”男娃磨蹭了半天，恋恋不舍的走了。回去没几天，他听说海涛他们这伙人都撤进了租界，但都被限制了行动，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男娃和榆生说了，两人也没个主意。他眼瞅着局势一天天坏起来：“上海沦陷了，南京沦陷了，长沙沦陷了，武汉沦陷了，每天都是坏消息。”男娃在租界里的报社又找了份工作，每天闷头干生活，还学会了喝酒、抽烟。他整天不是干生活，就是在街道上瞎转悠，有空就往海涛他们封闭的地方跑，看能不能瞅见机会见上一面。

汪乔山很忙，可再忙，他都要抽空去看看刘林跟海涛：“我们三个都是怀揣理想，可以为理想拼命的斗士，都是肝胆相照、惺惺相惜可以同路的有志青年。一直想叫这两人成为自己人，不晓得有没有那么一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办完事儿，他一看天色尚早，又正好在租界，就拐到了榆生家。他在楼下喊了一嗓子：“林子。”一颗小脑袋从窗户上探出来，瞅了他一眼，挥了挥手，就不见了人影。不一会儿，楼梯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男娃一见他就搂住他，用力抱了抱：“老汪，老长时间不见了，想死我了。走，跟我去吃顿好的。”

两人勾肩搭背进了个西餐厅，男娃叫了一桌子好吃的，有披萨、鸡腿、沙拉、牛排，还叫了两瓶红酒。汪乔山责怪地说：“真奢侈，普通人都快吃不上饭了。”男娃眼珠一转狡黠地说：“老汪，你可不普通。这顿饭还是要吃的，你晓得今儿个是啥日子吗。”汪乔山一脸懵懂无知地说：“啥日子。”男娃唉了一声说：“你是干大事儿的人，肯定早忘了，今儿个可是我上了你的贼船的两周年纪念日。”汪乔山才恍然大悟，拍了拍脑门，叹了口气说：“一转眼，我们来上海都两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男娃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可不是吗，我们一伙男娃娃，来上海都整整两年了，我都十八九了，成大后生了。这个上船的日子，我可一直都记得，永远忘不了，那张船票我还一直珍藏着呢。”汪乔山说：“这两年，经历的事儿太多。大家伙儿变化挺大的，有几个都回老家了，就咱们几个还坚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几个也算得上裴多菲的同路人了。”男娃说：“你说的没错，我找不到自由的真谛，就坚决不返乡回家。”汪乔山说：“我今儿个正好有空闲，咱这难兄难弟就好好吃，好好喝，不说那些烦心的事儿了。你不是一直为追寻自由而活着吗，我就说说我对自由的一些想法。”男娃一本正经地说：“洗耳恭听，干了再说。”汪乔山把杯里盛的半杯红酒一干而尽，吃了几口菜说：“自由是个很形而上的东西，是理想中的东西，许多人为了它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理想不是目标，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一条路，一个方向，自由配得上理想这两个字。自由有很多种说法，我心中的自由就是不受欺压，能痛快的说话，痛快地干事儿，痛快的活着。自由一个人想要，一个家也想要，一个民族想要，一个国家还想要。我的理想就是为全人类的自由去吼喊，去干事情，去拼命。如今国难当头，外寇入侵，自由就是寻求民族的独立、民众的解放。有的人任人欺压，不反抗，默默的承受。我们几个做不到，我们会去反抗。游行、示威、抗议是一种反抗，罢工、罢学、罢市也是一种反抗，抵制洋货是一种反抗，流血牺牲也是一种反抗。只要反抗，就有自由的一天。我是一天不死，就要反抗一天。”男娃责怪地说：“别说那些丧气话，我们几个都要好好活着。喝酒，喝酒，干了，干了。”他先干了说：“我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性子，爹生娘养胎里带下的，这辈子是改不了啦。”两人吃了个肚儿圆，喝光了两瓶酒。男娃买单付了账，两人相跟上出了门。汪乔山说：“坚守本心，多思考。最近少出门，多看书，我走了。”男娃忧虑地说：“你多注意安全，干事儿慎重些，再小心都不为过，不多说了。”他又搂住汪乔山抱了抱他，他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萦绕不去，心绪难安。

男娃跟婉儿好上以后，两人常到黄浦江边散步，吹吹海风，看看海鸟。瞅见男娃心情好的时候，婉儿跟他说：“我是上海本地人，父母年轻的时候，跟随家里的长辈来沪打工，就在上海定居了下来。爹娘都是小职员，爹上过洋学堂，如今在洋行里工作。娘在绣坊里打工，补贴点儿家用。这几年，娘又生下弟弟妹妹，家里都快住不下了。”男娃说：“你爹娘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挺不易的。”

她说着说着，就想起打小娘就整天唠叨的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姆妈嫁给你爸算是白瞎了眼睛，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供他念书。他倒好，整天不务正业，肚子里没存下二两墨水。一天就晓得拽几句洋文糊弄人，高不成低不就的。赚下点钱就花天酒地、胡吃海喝，只顾着自己个儿逍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他也不管不顾。你个小囡囡如今也长大了，你爸又是这个样子。姆妈养你不容易，侬一定要嫁个好人家，不要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操心个没完没了。姆妈命苦，你不要嫌姆妈啰里八嗦。”

婉儿黯然神伤，叹了口气，跟男娃接着说：“我上的是洋学堂，教会办的。平常在学堂里吃住，放假才回家里住几日。家里的困窘我都看在眼里，早就厌烦了弄堂里的生活。我想去留洋，可是家里没钱供。我也想早点找个家境殷实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可我皮相文才并不出众，没有几个追求者。我只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小女生，只能默默的打理着自己的生活，静静的在这个时代沉浮。直到那次集会的时候，一个略显青涩的男生闯入了我的视野。男生很有激情，吼喊得很大声，上台演讲的时候，男生用明显带有浓重口音的北方话大声说话，挥舞着小拳头拼命的吼喊，他的口才很好，他的文才也很好，听得周围的学生热血沸腾，跟着他一齐挥舞着小拳头吼喊。男生年岁不大，十六七岁的样子，看他的穿扮都是时兴的上海货，家境看着也不错。我动心了，集会散了的时候，我不离男生左右，男生招呼大家去吃饭，我也莫名其妙地跟去了。男生点了很多饭菜，还点了一壶黄酒。男生们说着集会的事儿，女生们说着学堂里的琐碎。一顿饭吃下来，我就跟男生熟络起来，他叫刘林，来自西安。他说的镇北在哪儿，大家伙儿都弄不明白，我也弄不明白。他说他家在上海有生意买卖，有一家成衣店，他邀请学生们有空去店里坐坐。我说我想买点儿换季的衣裳，想去店里看看，要给我便宜些噢。男生说，那当然，我如今是那儿的少掌柜，也就是少东家，上海人管这叫小开。大家伙儿能上我那儿，我开心还来不及，欢迎惠顾。我就跟几个女生去看衣裳，男生叫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伙儿就去了店里。一进去，我就看出来，男生来上海以后，花了不少心思。店铺打理了二三年了，铺子已有些上海本地老店的味道。橱窗布置的很雅致，店里的货物也很齐全，男女成衣都有，主打的是镇北坎肩，如今男式女式的都有，听说都是在镇北那边做的。那个男生偷走了我的心，他还不自知。”男娃尴尬地说：“我晓得你对我好，我也晓得你的心意。可我现在还没想好。”

男娃一下子又想起那天聚会以后发生的事儿：“记得那天一到店里，看到一件件坎肩，我的心一下子就又飞回了镇北，眼前又出现了兰子心疼得叫人流泪的娇好面容，柔美身子。榆生说月月都两岁了，我也是当爹的人了。女生们叽叽喳喳在店里闲逛，东挑西拣，看着啥都要比划一下，我无聊的在店里闲坐，看看窗外的街道发呆。女生选好了喜欢的衣裳饰物，我叫过来榆生悄悄交待了，都给了最惠的价钱，半买半送了。女生们高高兴兴走了，我把她们送上黄包车，自己也坐了一辆去了报社。一年多了，我也由校版的小工转为编辑助理。这是主管有回看到我去投稿，拿过去看了一下，觉得很有见识，文笔也跟得上当时的文风，向编辑推荐了我。编辑觉得我写得挺好，叫我做了他的助理，就是在众多的稿件当中挑出来适合版面主题的文章，编辑再在我这些初选的稿件中最终选定上版的文章。平时看我为人谦和热情豪爽，主管一看就晓得我家底殷实不缺钱，是个有想法有情怀的娃娃，前途无量，提携一下肯定百利而无一害。我在初冬送来件羊羔毛坎肩给主管，他很高兴，夸赞做工精致，穿上薄软暖和，听说是我自家作坊出产的，他更高兴了。我给了主管一个地址，跟他说有什么需要，去店里找一个叫榆生的男人，报上是我报社的主管就行。主管笑了笑没说什么，只是叫我常来跟他说说话，说跟年轻人说话总是叫人开心的，何况还是我这个有些才华的年轻人。

好象打那儿起，婉儿就对我上心了，她想多多接近我，了解我，跟我说话，跟我活动。她慢慢走进了我的生活，两人成了可以一齐散步，一齐念书，一齐集会的好朋友。可我对她总有种淡淡的疏离，并不想跟她亲近，跟她亲热。好象她为此很苦恼，她想走进我的心里。她打定主意，跟定我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她跟我自然而然地在一个房间里过了夜，做了成年人该做的事儿。

当她从馆子里买来蟹黄包，大米粥到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转圈圈。婉儿当做没发生什么的没事人似的，叫我过来跟她一起吃了早点。我们两人都没提昨晚发生的事儿，一如既往地做好朋友。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对恋人或者情人的关系了。

没有什么波澜，婉儿没多久就从学堂毕业了，说自己不想回家住。我给她租了个小房子住下，帮她在报社找了份儿抄抄写写的生活。我还是跟从天津来的朋友们住在一起，只是一起在报社一搭干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婉儿常邀请我去小屋吃饭，随便干点儿成年人爱干的事儿。我没有拒绝，也没有找借口敷衍，一如既往关心她，照应她，我们两人就这么不温不火一天天过去。

我从来没提过成亲的事儿，婉儿暗示了无数次，甚至好长时间不搭理我，我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一如从前,如同初见的时候，如水般温柔地对待她，只字不提往后的事儿。她不晓得我有多为难，咋跟她开口吗。”

男娃只是经常默默地陪伴着婉儿，他不晓得自个儿该咋办：“这是个无解的难道，我能咋办吗。谁能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