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山东新形势（1 / 2）

明代的政治斗争激烈，与其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明朝党争分为两类，一则是文臣与文臣之间的争斗。其根源来自于争权夺利。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有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竟进”，也就是无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也开得，晚也开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哪能不争不竞呢？

在权利的驱使之下，明朝庞大而复杂的言官制度也成为了朋党之争的催化剂。

明代监察机构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这些部门养了大量无可事事的言官，言官们在其它领域工作不行，只有通过不断揪人小辫子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于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常里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张居正而兴起的东林党为例。东林人自命清高，胸怀远大，却大都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才干，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他们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断上疏奏人来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职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却规定，无论言官与否，也不管分属部门，只要发现什么不好的事，皆可闻风对奏。这无疑是给了众人毫无顾忌的理由。于是大家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也不用管有没有证据，都一股脑的上奏弹劾别人，即使弹劾错了，也不用担责，因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维护圣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终是被朋党之争弄得乌烟瘴气。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政治斗争。那就是宦官与文臣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根源来自皇帝与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团，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原先在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没了，自然是矛盾丛生。

皇帝为了能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取得优势，选择了扶持宦官集团来帮助自己，于是设东西厂，让太监参与批红，廷杖等。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党争才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以至于到了崇祯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内斗消耗，对国家终不是什么幸事。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内，西北贼乱，辽东女真入侵，还有山东叛乱都没有好好得到解决，问题是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