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法外重行（1 / 2）

福建海洋贸易历史悠久，直至九十年代初仍然盛行不衰，譬如大名鼎鼎的远华，冒险这种天性似乎已融入闽人血脉。

后世谈起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总是把目光投向南洋、西洋，殊不知在宋与契丹并立期间，北上高丽的泉州海商数量远甚于河北、山东沿海，占据主导地位。

元佑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一职知杭州，因高丽冒使一案和王应升等人往契丹一案，连上三疏弹劾泉州海商，措辞相当严厉：

臣伏见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以为深忧……

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交通契丹之患，其渐可忧。皆由闽、浙奸民，因缘商贩，为国生事……

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

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警闽浙之民，免使高丽因缘猾商时来朝贡，搔扰中国，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之患。

……

高丽冒使案，因为高丽僧人在浙江招摇过市，牵出泉州海商徐戬。

泉州王应升等人冒领往高丽公凭入契丹一案，则由泉州纲首徐成告举。

苏轼求仁得仁，朝令夕改。

商贾由海道贩诸蕃，不得至契丹及登、莱之禁，再次囊括、高丽新罗。

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王应升等人也好不到哪去。

……

徐戬一案和王应升一案，发生在七十年之后，当时往高丽贸易并未禁止，由此可见闽商的冒险天性和胆大妄为。

但无数事实证明，闭关锁国不可取。

刘纬选择网开一面。

反正禁而不止，与其在阴暗中行事，不如放在阳光下疏导。

泉州位于明州、广州之间，仅“非广州市舶司不发往南蕃，非明州市舶司不发往日本、高丽”这一条例的存在，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但四年以下任期，容不得按部就班，先斩后奏无疑是成事关键。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到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里，刘纬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几度翻覆，依然抵达彼岸，并带给东南沿海一场巨变。

七月初，刘纬再次行文淮南、江南、两浙沿海州县，泉州市舶司将择沿海既有市井置市易司，以便市舶司岁课经海路抵达海州转运。

凡五谷、牛、酒、黄鱼及非市舶司抽解之物，许输课商贾、市井百姓自易而不纳，往返不限……

东南沿海州县官无不骇然，一度以为刘纬身上兼着东南三路安抚使，有这差遣吗？

福建路转运司、知福州任晓正在真州（仪征）转般仓缴纳夏税，闻讯直奔杭州湾，企图在出海口截停泉州市舶司输课海船。

汇集于真、扬二州的各路转运使无不暗暗摇头，辄废一国之计，也只有不知天高的少年宠臣干得出来。真要走海路，经淮水入内陆，再走运河，不也比在海州登陆强？

如何收场。

谁都不敢想。

景德二年以后，因为澶渊之盟的议定，宋与契丹关系缓和。

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荆湖南北路两税直入开封已无必要。

偏远地区往返几乎得耗尽一年时间，而且各个水系水文迥异，艄公、漕卒、役夫苦不堪言。

始置于淳化三年的真州水陆发运司，即江淮发运司，渐渐承担起东南各路的两税、贡物转运及收储。

真州地处长江与淮南运河交汇处，运河北端则是连接汴水的泗州。

于是，江浙、荆湖之船，供江外之纲。淮南之船，供入汴之纲。

并以盐利为漕佣，凡江浙、荆湖等路输税船回返，皆载盐而去。

岁输六百万石的漕运定型。

后因年年丰收，且无战事，两地转般仓难以为继，又在扬州、楚（淮安）州置仓收纳各路上缴，并效仿唐刘晏“常平法”，应时、应需调剂仓储物资，也是王安石“均输法”雏形。

如果说，开封府是宋帝国心脏，真州就是大动脉。

另起炉灶，无异于对大动脉开刀。

如果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西路群起效仿，江、淮发运司还有什么存在意义？